“絕對不能再發生戰爭了。”這是我在日本的田野考察中聽到最多的一句話。2017年8月，我曾到日本的靜岡、茨城和東京三地進行田野考察，在訪談了12名戰爭親歷者后，我發現，“反戰”似乎是日本人的共識。然而，在缺乏對侵略歷史和戰爭罪行反思的情況下，任何形式的反戰口號都只會淪為空談。

在田野調查中，受訪的日本戰爭親歷者對美軍轟炸仍然心有余悸。家住靜岡縣的野村先生在美軍轟炸中失去了叔叔，居住在東京的瀧口先生則失去了祖父母和妹妹。在他們眼中，自己和親人無疑是戰爭的受害者。退休后的野村先生成為當地中小學的社會輔導教師，向中小學生介紹戰爭歷史和自己的家族悲劇。瀧口先生則致力于向日本自民黨政客請愿，希望由政府出資為戰爭遇難者修建國家級的“慰靈碑”。

正如英國社會人類學家保羅·康納頓所說，社會記憶主要依靠身體實踐和儀式活動來實現，野村和瀧口的活動實際上展現了個人記憶逐漸成為集體記憶的過程。通過課堂宣講和“慰靈儀式”，個體的“受害者”記憶逐漸轉化為集體的“受害者”共識。然而，這種集體記憶在部分日本政客的推波助瀾下，卻展現出一種復雜的二重記憶構造。部分日本政客一方面試圖強化集體的“受害者記憶”，另一方面也在選擇性遺忘自身的“加害者身份”，最終這種二重記憶構造表現為對中國等其他國家戰爭受害者的冷漠態度。

這種冷漠有時顯得極為矛盾。比如，瀧口常常思念自己遇難的親人，但是提到南京大屠殺時他卻矢口否認。野村則不同，我曾旁聽了他的授課內容，野村從九一八事變談起，談到日本走向侵略戰爭深淵的過程，談到南京大屠殺等日軍暴行，也談到日本民眾受到的戰爭傷害。從野村的身上，我看到日本民眾反省歷史的一面。

在“加害者記憶”悄然隱去的同時，戰爭參與者的記憶卻在日本政府的推動下不斷得到強化。我采訪的日本人都有著清晰的戰爭參與者記憶。靜岡的藤野女士講述過自己成為“軍國少女”的經歷，戰爭時期她在兵工廠中夜以繼日地制造武器裝備。我問她當時是否想過這些武器將被用于何處時，她說：“我們并不關注這個，當時的我們只想贏。”東京的山上女士當時是軍隊醫院的護士，當戰敗的消息傳來時，她回憶說：“我當時的心情和士兵是一樣的，難受得想要自殺，我不明白我們為什么會輸。”可見，她們在戰時都是戰爭積極的參與者。然而，幾十年后她們都表示，“不要再發生戰爭了”。可以說，對真正的戰爭參與者而言，戰爭記憶是痛苦與不堪回首的，也正是這種個人記憶給日本右翼勢力美化侵略戰爭、重塑集體記憶的嘗試增添了困難與阻力。

盡管受訪者的戰爭記憶各不相同，但他們有一個共識，那就是反對戰爭。在這樣共同的反戰話語背后是不同的“反戰邏輯”。有的人在情感共鳴中產生了強烈的反戰意識。例如，野村感受過失去親人的痛苦，也更能夠理解日本給中國人民造成的戰爭創傷，在反思侵略歷史的過程中表達了強烈的反戰意愿。有的人則抱有一種逃避式的反戰心理，他們只是空談反戰，卻不會反思戰爭為什么發生，甚至還把戰爭當作替罪羊。例如，曾經參加過自殺式襲擊訓練的上野先生就將日本的戰爭罪行歸結為“戰爭中不可避免的事情”，他覺得“是戰爭就要死人”，因此不要再發生戰爭了。這種反戰心理在日本國內頗有市場：一方面，在中國崛起的當下，反戰與反華掛鉤，成為右翼分子宣揚“中國威脅論”的心理基礎；另一方面，這種反戰心理與日本政府和平主義的外交口號相契合，成為日本政府塑造國際形象的手段。

日本人雖然對戰爭歷史有著更加復雜且矛盾的心理，然而若脫離對戰爭根源、歷史教訓的清醒認知，僅喊反戰口號，不過是流于表面的情緒表達，難以真正喚醒對和平的珍視。（作者是北京市委黨校教師、北京大學區域與國別研究院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