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特朗普2025年重返白宮以來，美國新政府在移民政策上全面加碼，呈現出制度性改革、執法力度增強以及情緒化政治導向并行的特點。近期系列舉措更是集中體現出高壓與排他并行的特征：美國政府推動終止為部分國家移民提供臨時保護身份（TPS），并以“反美思想審查”篩查移民；執法層面，大幅提升遣返指標，部署國民警衛隊在華盛頓特區開展針對移民社區的抓捕行動，修建新的美國移民與海關執法局拘押中心，并提出在農業領域實行“觸返”政策；邊境管控上，計劃將美墨邊境墻涂黑，以增加物理威懾力和象征性的政治效果。總體來看，這些措施顯示出特朗普政府意在通過法律、行政、執法等多重手段重塑美國的移民治理邏輯，將“移民國家”詮釋為一個更具選擇性和排他性的身份體系。事實上，美國既是典型的移民國家，又長期存在強烈的反移民思潮與社會情緒。隨著美國部分政治力量將“移民國家”重釋為“我們只歡迎合格的、對美國忠誠的移民”，甚至將非法移民與“反美”直接掛鉤，潛藏于“移民國家”標簽之下的排外浪潮暗流涌動，自由平等原則、合眾為一、“美國夢”等“美利堅信條”亦遭到同步侵蝕。

上述變化并非一蹴而就，而是與美國歷史及當下圍繞移民問題存在的多維“不自洽”密切相關。首先，美國的移民歷史敘事始終內嵌張力。一方面，國家自我認同的核心神話建立在“移民國家”的敘事上，從清教徒登陸新大陸、拓荒西進，到19世紀愛爾蘭和意大利移民的到來，都被納入“美國夢”的集體記憶之中，成為美國立國精神和社會流動性的象征；另一方面，美國歷史又不斷見證排斥移民、種族等級分化與本土主義興起的浪潮，如19世紀對愛爾蘭裔、華工的歧視，20世紀對東歐猶太移民的配額限制，又如當下針對拉美裔與穆斯林群體的政策性排斥。正是在這種“理想與現實”的拉扯中，美國的國家身份被塑造、重申乃至爭奪。

其次，移民制度邏輯的雙重性在美國憲政秩序中表現得尤為突出。該秩序允許政府在移民的“國家認同”與“安全考量”之間靈活取舍。當美國綜合國力、國家認同和社會穩定性較強時，移民被視為人口與勞動力的重要來源，有助于吸納人才、推動經濟發展、不斷更新社會結構，從而維持美國作為移民國家“道德典范”的金字招牌。而當社會容納力、制度感召力、經濟活力力有不逮時，移民便常被政治化為潛在的威脅對象，因而遭遇嚴格的法律限制和行政排斥。正因上述制度性張力影響，美國形成了對移民既開放又排斥的矛盾格局。

再次，身份政治崛起使美國把對移民問題的“自洽性調試”建立在“誰是美國人”的不斷界定之上，通過排斥、篩選與分類來維系敘事的統一性。據此，“理想移民”往往被塑造成知書達理、勤勞守法、反哺社會的積極形象，而“問題移民”則被描繪為犯罪、依賴福利或威脅國家安全的群體。這種區分機制使美國僅能維持所謂的表面自洽，既自詡為“移民國家”，又同時拒斥某些不被認可的移民群體。

據此可知，盡管美國在人口與制度現實上依舊是移民國家，但在國家身份和政治敘事層面正逐漸喪失作為“普遍性移民國家”的自我認同。其潛在弊端有二：國內層面，移民國家敘事與移民政策收緊之間的張力會加劇社會撕裂和政治極化。少數族裔和移民群體感到被排斥和污名化，容易導致抗議、疏離甚至激進化；與此同時，傳統白人群體也在“人口變遷焦慮”下進一步轉向民粹與排外政治，加重美國的文化分裂。更重要的是，移民政策的搖擺或將使勞動力市場與社會保障體系陷入不確定性，既削弱經濟活力，也破壞公共信任。

國際層面，美國繼續自詡為“自由與機會的燈塔”的同時，卻在邊境采取嚴厲措施，此舉不僅對周邊國家產生外溢效應，使墨西哥等國不得不承受更多滯留安置、庇護申請壓力，形成瓶頸效應，加劇這些國家的社會和治安負擔，更抑制了美國自身的道義感召力，削弱了其在全球移民治理、人權議題乃至國際制度改革中的話語權。換言之，美國的“移民國家不自洽”正在把內部的社會焦慮轉化為制度性困境，并將這種不確定性外溢至國際社會，成為未來影響其軟實力和全球治理地位的重要隱憂。（作者是中國社會科學院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