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之際，記者于7月深入日本東京和長野，對話超過20位日方人士。回顧過去10年，記者曾14次赴日，足跡幾乎遍布日本全國，唯獨這次采訪讓記者擔心受到暴力阻撓。

2015年7月，記者第一次以記者身份赴日。時值日本國會強行通過安保法案、謀求解禁集體自衛權，大量日本民眾聚集在國會前抗議，部分示威者與警方發生沖突，場面亂成一團。在那種緊張氛圍下，記者也并未感覺受到影響，可以和日本同行一樣正常采訪。

第一次感受到阻力是在2023年5月，記者赴福島報道核污染水排海時，不僅遭到官方盤問、當地警察電話查訪，還要面對核電站的重重警備，采訪申請也被拒絕。但除了日本政府想掩蓋的，其他內容的采訪、拍攝還勉強可以完成。

而這次在日本，記者則直接感受到不一樣的壓力。當記者以普通游客身份進入靖國神社“游就館”參觀時，驚訝于其明目張膽地宣揚軍國主義思想，與同行記者壓低聲音交流。可能是察覺到記者們是中國人，有日本年輕男子突然沖過來，用高出幾倍的聲量喝止說：“你們太吵了！”渾然不顧其他日本參觀者更大的說話聲。隨后該男子也繼續盯著記者的舉動，只要發現記者們“說話”就要再次沖過來高聲喝止。

再比如，記者在國立公文書館外采訪、拍攝時，有不明身份的日本人站在一旁，皺起眉頭、緊盯記者的一舉一動。待記者進入館內，這名日本人寸步不離。當看到侵華日軍“登字1644部隊”留守名簿這一原始罪證時，記者不禁低聲感嘆，這名日本人立刻向工作人員投訴，隨后繼續在旁監視，直至記者離開。

7月時外界曾好奇，極右翼的參政黨為何能迅速崛起？實際上，這是由于當前日本國內已積累了相當多的排外情緒，參政黨“日本人優先”的競選口號只是一個將其瞬間點燃的導火索。在日外國人中，人數最多的就是中國人。截至去年6月底，在日外國人數最多的三個國家分別為中國（84.4萬人）、越南（60.0萬人）、韓國（41.1萬人）。

今年以來，日本多地發生多起中國公民遇襲事件。記者切身感受到日本社會正發生一種深層變化——他們對中國的負面情緒，逐漸從偶發性、針對個體的敵意，演變成為頻發性、針對群體的排外。這種現象是歷史認知偏差、經濟競爭加劇、媒體偏見、政治操弄以及社會結構變化與政府管理失序等多重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

有日方人士稱，日本國內當前面臨政局不穩、經濟低迷、物價高漲等問題，但這些問題的“罪魁禍首”往往看不見摸不著。而“中國人”是相對具體的存在，很容易被當成具體的發泄“靶子”。記者遭遇的阻力，正是這一趨勢的具象化。

每當記者感嘆日本右傾嚴重、赴日采訪愈發困難時，也總能被日本國內一群堅守正義的有識之士感動。入行之初，記者便結識了在浙江金華崇山村考察的日本律師一瀨敬一郎。自上世紀90年代起，一瀨律師長期無償幫助中國二戰受害者狀告日本政府。他和妻子沒有子女，其律師事務所的收入也幾乎全數用于這項事業。今年77歲的一瀨律師早已滿頭白發，而在妻子三和女士于2019年去世后，整理、編排訴訟文件等工作也全靠他親力親為。

95歲的清水英男是目前已知唯一一名在世的原731部隊成員。去年8月赴哈爾濱謝罪之后，其在日本深陷輿論旋渦，女兒與他斷絕關系，失能的妻子也住進護理機構，只剩他獨守在長野農村的家。

付出這么大的代價是否值得？清水英男對記者說，若有一天所有親歷者都不在了，日本右翼將更肆無忌憚地篡改歷史，必須趁早留下證言證詞。侵華日軍細菌戰部隊“登字1644部隊”成員的后代竹上勝利也表示，“不了解痛苦的過去就無法阻止戰爭。今后會繼續挖掘、調查侵華日軍史實，讓更多人了解歷史真相。”還有日本參議員山添拓，今年3月，他首次在國會上展示731部隊的相關資料，揭批日本政府隱瞞行徑。右翼勢力的猛烈攻擊、粗鄙謾罵接踵而來，但山添拓表示他早已做好準備，“歷史絕不能被塵封，更不能被刻意掩蓋。”

80年過去了，日本仍未對戰后歷史問題進行徹底清算，中國人民也仍未等來日本政府的誠摯謝罪。日本試圖隱瞞、否認、歪曲甚至美化其侵略歷史的行徑，更是對中國民眾的二次加害。作為記者，無論采訪環境如何惡化，無論遭受何種阻力，我們都要與各方有識之士一道，打撈歷史、守護歷史，以筆為劍，以鏡頭為眼，為中國人民抗日戰爭與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保存不可篡改的原始記憶，書寫真正意義上的歷史的注腳。唯有正視歷史，才能走向和平。（作者是環球時報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