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美國例外論”是一種認為美國在價值觀、治理體系和經濟韌性上具有獨特性甚至優越性的觀點，近年來越來越受到各國審視。近期，一些美國媒體又開始炒作這一論調。本期“環球圓桌對話”邀請三位學者就相關話題展開討論。

余 翔：清華大學戰略與安全研究中心特約專家

王 勇：北京大學美國研究中心主任

張騰軍：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美國研究所副所長

高估“例外論”將忽視長期風險

余 翔

通過宣揚美國在歷史、文化和影響力上的獨特優越性，“美國例外論”長期以來被視為其經濟和全球領導力的信念基石。然而，2025年美國經歷股市、債市和匯市的“三殺”沖擊，以及美國經濟的結構性矛盾、債臺高筑、關稅戰與全球去美元化趨勢等挑戰，都嚴重動搖了國際投資人對“美國例外論”的信心。

日前，《財富》雜志將今年5月標普500指數上漲6.15%、納指飆升9.56%解讀為“美國例外論”依然成立的證據。但深入分析美國經濟數據不難發現，情況并非如此樂觀。一季度美國GDP增長僅為-0.5%，遠低于2024年四季度的2.4%；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7月發布的《世界經濟展望》預測今年美國經濟增速將從2024年的2.8%回落至1.9%；7月標準普爾全球美國制造業采購經理人指數（PMI）也下降至49.5，遠低于市場預期的52.6。這些指標勾勒出一幅美國經濟“增長”與“拖累”交織的圖景。所謂的市場回暖，也更多源于中美經貿談判取得進展與地緣政治矛盾緩和等短期利好，對全球供應鏈與投資者情緒的穩定作用，而非完全是美國國內經濟因素使然。

相比股市的回暖，美國債市作為傳統安全資產避風港的地位卻依然在動搖。截至7月29日，10年期國債收益率為4.38，較年初有明顯回落。然而，聯邦債務總額已攀升至36萬億美元，相當于2024年名義GDP的126%。此外，比起2024財年美國聯邦政府1.8萬億美元的財政赤字，2025財年僅前8個月的財政收支缺口就已超過1.3萬億美元，年度赤字總額同比增長14%。隨著“大而美”法案落地，美國聯邦赤字勢必將進一步上升，動搖美國國債的信用基礎。

作為“美國例外論”的重要支撐，美元的霸權地位同樣面臨挑戰。2025年，彭博美元指數較年初下跌約9.1%，盡管美元在全球外匯儲備中仍占57%，但去美元化趨勢加速是不爭的事實。俄羅斯、伊朗、沙特等國家開始用本幣或人民幣結算石油貿易，印度與俄羅斯擴大盧比—盧布貿易，歐盟推進數字歐元，全球非美元結算占比已經從2020年的10%升至18%。盡管美元還有短期避險需求作為支撐，但若去美元化持續，美元儲備貨幣份額持續下降將是大概率事件。

當前美國政府為維護“美國例外論”展現的強硬姿態，短期內確實為其爭取到了談判籌碼，卻也給美國經濟埋下了更大的長期隱患。

美國勞工統計局7月15日公布數據顯示，6月美國CPI同比上漲2.7%，核心CPI同比上漲2.9%，看似漲幅溫和，但其背后一靠全球供應鏈重構、消費者支出放緩等原因，二靠美國許多進口商為保住市場份額“自吞苦果”，犧牲利潤暫時阻斷了關稅向下游消費端的全面傳導。若特朗普4月2日“解放日”以來加征的關稅全部傳導到消費端，2026年美國CPI增幅可能飆升至5%到6%，導致美國普通家庭每年平均生活成本上升3800美元。

觀察國際投資者對“美國例外論”的態度，不僅要看美股，也要觀察全球資本流動和投資者資產配置的變化。摩根資產管理今年二季度報告顯示，2014年至2025年4月，亞太地區ETF資產規模復合年均增長達到24%，遠超全球的19%。其中，亞太地區勢頭尤其迅猛，截至2025年4月末，中國市場ETF資產規模占亞太地區總體的30.7%，近一年中國ETF市場資金凈流入規模超1089億美元，位列亞太第一。同期，MSCI新興市場指數漲幅（16%）也高于納指（10%）和標普500（9%）。這表明，美國市場對投資者的相對吸引力正在減弱，“美國例外論”所強調的穩定性和領先性正被其他市場的增長潛力挑戰。與此同時，替代性金融體系的發展，也加速了資金向多元化市場的流動。

“美國例外論”曾是其努力打造的“完美”人設，如今卻成了妨礙美國決策者看清現實的障礙。面對經濟增速放緩、債務危機等長期風險，美國必須摒棄“例外論”的迷思，理性面對自身局限，擁抱多極化的全球格局。

“例外”不過是霸權的遮羞布

王 勇

近年來，國際格局加速演變，美國的相對實力與全球影響力持續衰退，讓“美國例外論”的根基不斷松動。而隨著“美國優先”撕下所謂“民主燈塔”的道德偽裝，只留下沒有義務的特殊權利，讓“美國例外論”遭受前所未有的質疑。

“美國例外論”的盛行，本質上是美國將自身利益凌駕于國際規則之上的霸權思維體現。這種思維在經濟領域的滲透，已讓美國構建的多邊貿易體系搖搖欲墜。美國國內產業空心化加劇、貧富差距擴大、財政赤字高企、美元美債走弱，都讓其主導全球經濟事務的物質基礎被嚴重削弱。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以金磚國家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群體性崛起，世界經濟重心正加速向多極化演進，“美國例外”的經濟邏輯愈發難以自洽。

美歐最新貿易談判的結果，讓歐盟對美國僅存的期待與幻想幾近破滅。事實上，不僅是歐盟，美國在與日本的汽車產業爭端、與東盟國家的農產品及制造業摩擦中，均以“對等”談判為名，行貿易保護之實。這些做法實際上是透支盟友與伙伴的信任，換取國內政治資本。當這種做法隨著美國國內政治環境極化，而成為美國政客們的“標配”或路徑依賴時，將對多邊貿易體系造成持續且猛烈的沖擊。

美國自身通過國際條約、文化霸權塑造的“道德制高點”，和盟友基于安全、經濟、科技等領域對美依賴而默許的領導權認可，是“美國例外論”的基礎。但如今其國際形象已大打折扣。阿拉伯政策研究中心調查顯示，78%的中東受訪者認為美國是地區最大威脅；德國民調機構拉塔納公司數據顯示，全球對美國持正面態度的國家持續減少，瑞士、愛爾蘭、德國等歐洲國家對美國的態度轉向負面；美國皮尤研究中心的調查更揭示，多國民眾認為美國民主“絕非值得效仿的榜樣”。連昔日盟友都對美國的可靠性產生深刻懷疑時，國際社會對“美國例外論”的認同也將煙消云散。

美國在政治與對外政策中的單邊主義行徑，正加速各國“去美國化”進程。國內孤立主義、保護主義的盛行，讓美國的國際合作之路越走越窄。從肆意退出巴黎氣候協定、伊核協議、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到動輒揮舞關稅大棒、濫施制裁，罔顧國際法、多邊貿易規則與聯合國決議，美國對國際規則“合則用、不合則棄”的態度，徹底暴露了其并非可靠的國際秩序維護者。而在伊拉克、阿富汗開展軍事行動及后續干預的失敗，不僅消耗了美國海量資源，只給當地留下長期動蕩與災難，更讓所謂“美式民主”“民主改造”的敘事徹底落空，美國的道德權威也因此一落千丈。

隨著越來越多的國家與組織開始尋求多元化外交，“去美國化”、去霸權化已成為不可逆轉的趨勢。歐盟開始加快貿易伙伴多元化戰略，東盟也在深化區域合作機制，非洲國家在政治發展進程中也越來越強調獨立自主，拒絕成為美國政治模式的試驗田，在區域事務中發揮非洲聯盟更大的自主作用。受到廣泛歡迎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與共建“一帶一路”倡議，都是國際社會探索新型全球治理模式大潮中的有益嘗試。這也是“美國例外論”透支自身信譽的必然結果。

“例外”不過是霸權的遮羞布，“優先”才是掠奪的真心話。當“美國例外論”的道德偽裝被“美國優先”撕碎，其賴以生存的基礎便也隨之瓦解。美國若不能摒棄這種陳舊、有害的理念，美國的孤立化也將成為必然。

“例外論”已成為美國的“思想桎梏”

張騰軍

在美國政治敘事中，“例外論”神話起源于清教的“上帝選民”思想，曾為美國崛起、擴張乃至霸權維系提供某種虛幻的精神動力。但在世界多極化勢不可當、美國內部矛盾持續加劇的當下，美國國內如果繼續沉湎于“美國例外論”的迷思，不僅是對歷史的誤讀、對現實的逃避，更可能對未來走向正確道路造成戰略誤導。

1630年，當約翰·溫思羅普帶領一批英國清教徒前往北美大陸時，在大西洋上發表了著名的布道演講，稱“我們將如山巔之城，為萬眾景仰”。這一隱喻將宗教救贖與國家命運捆綁，建構了美國作為“山巔”的神話，深刻塑造了美國的身份認同。由此，美國所秉持的價值觀和建立的政治制度，帶有“不言自明”的宗教使命感和道德優越感。而隨著19世紀的西進運動，應運而生的“天定命運論”成為美國系統性摧毀印第安文明、掠奪墨西哥土地、進行海外擴張的新精神指引。在此基礎上，“美國例外論”的理論體系得以建成，并得到冷戰勝利和美元、石油霸權確立的進一步強化，成為其傳播美式價值觀、干涉他國事務的思想武器。

從“山巔之城”到“美國優先”，“美國例外論”一面始終以自我神化的敘事構建國家認同，另一面則以所謂“文明”“進步”來掩蓋底層的種族、文明優越感，以資本的“文明”方式行掠奪之實，其本質不過是包裹霸權野心的精致謊言。

在演化中，弱肉強食的社會達爾文主義也與“美國例外論”深度綁定。自1776年以來，美國從東海岸13個殖民地，快速崛起為橫跨兩洋的霸權，擴張始終深植于其文化基因。從1789年到2022年，美國在海外發動了469次軍事干預，冷戰結束后至今就發動了251次。但在美國的敘事體系中，“美國例外論”提供的道德合法性，是其將自身對外擴張和干預與傳統帝國加以區分的重要來源。

傳統現實主義認為，國際關系從來就是弱肉強食的競技場。“美國例外論”不僅接受這一邏輯，還將其巧妙改換為正與邪的二元敘事，聲稱美國是為了“普世價值”和共同利益而不得不扮演世界警察。但現實是，美國時常為了一己私利，踐踏國際公平正義、破壞多邊體系、侵害他國利益甚至顛覆他國政權。不過，在多極化趨勢不可逆轉、各國利益深度交織的今天，這種“美國霸權絕對正義”的邏輯正遭遇系統性反噬，美國面對多極化時的陣痛與焦慮，正來自于其在現行國際秩序和體系中“例外”權力的消散。

今天，“美國例外論”已成為阻礙美國自我糾錯和革新的思想桎梏，迷信“美國例外論”會將美國帶向更加危險的未來。一方面，美國精英階層出于維護自身政治利益的需要，不愿正視國內日益深重的經濟、社會和文化危機，炮制各種各樣的政治、人權議題或經濟數據，以喚起民眾的“例外情結”，進而粉飾美國制度仍然優越而強大。另一方面，美國部分政客深染“內病外治”的惡習，習慣性地將自身問題歸咎于外部因素，甚至寄希望于制造外部危機來轉嫁國內矛盾。這種逃避式的思維模式，不僅可能影響美國戰略決策，加劇國內結構性危機，更會使美國陷入危險境地。從歷史上看，疏于化解內部矛盾、而執著于過度擴張的帝國都沒能逃出歷史周期。如今的美國，看似是在孤立主義影響下進行戰略回縮，實則是在“美國例外論”的深度影響下，以對抗的方式透支國家的影響力和未來。

歷史早已證明，沒有國家可以憑借“例外”維持永恒的霸權。一旦將自身的特殊經驗當作普世真理，不再實事求是，很容易陷入認知陷阱、無法自拔。“美國例外論”的最大危險性，在于它讓美國失去了與世界平等對話的能力。美國若想重拾國際信任，就必須以平等合作而非攪局者的姿態，回到全球治理的舞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