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科學社與中國科學化運動學會設計的科普目的，是符合中國當時的社會實際情況的。中國人的識字率很低，對科學有所了解的人更是少之又少。1928年，中華民國大學院首任院長梁啟超在《大學院公報》發刊詞上將科學普及與科學研究等同看待：
“一曰實行科學的研究與普及科學的方法：我族哲學思想，良不后人，而對于科學，則不能不自認為落伍者。……且不但物質科學而已，即精神科學如心理學美學等，社會科學如社會學經濟學等，西人已全用科學的方法，而我族則猶囿于內省及玄想之舊習。……近雖專研科學者與日俱增，而科學的方法，尚未為多數人所采用，科學研究機關更絕無僅有。蓋科學方法非僅僅用于所研究之學科而已，乃至一切事物，茍非憑籍科學，明辨慎思，實地研究，詳考博證，既有所得，亦為偶中；其失者無論矣。本院為實行科學的研究與普及科學的方法起見，故設立中央研究院以為全國學術之中堅；并設立科學教育委員會以策劃全國教育之促進與廣被。”
縱觀歷史會看到，科學由早期的外國傳教士傳入科學是為了傳教目的，國人出去后回來科普是為了拯救中國的科學落后，其目的都是普及科學知識。那個時代與今天其差異之大難以描述。一元化的線性灌輸模式的科普在當今電子化和信息化社會中已經逐步失去其價值與意義。
美國上世紀從70年代開始的公眾的科學素養和態度調查表明：1、對科學感興趣不等于科學知識水平高；2、科學知識水平高不等于對科學支持程度高，而恰恰相反；3、科學素養對科學態度之間關系呈非線性關系。也就是說，科學素養水平越高對科學技術，尤其是技術的應用的態度越有可能持懷疑態度。科學素養與科學態度呈現負相關趨勢。
中國科學素養調查也呈現出同樣的變化趨勢。更重要的是，科學文化是在多維文化體系中存在的一種以科學技術的信息為主要傳播內容的一種文化。其存在的形式與影響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與傳播而日益變得多元化。而多元化形式隨著大數據時代變得愈加復雜。這種復雜性已經遠遠超過在傳統研究階段那種僅僅依靠一種指標和監測維度就能夠得到清晰的解釋，得出基本規律，同時做出預測。
公眾科學素養調查數據的非線性變化再次提出這個問題：科學技術普及的目的到底是什么？無論是政府還是學術界花大錢下大力氣做科普，其結果是：科學素養越高，對科學的懷疑的比例也越高。這是科普的初衷嗎？如果不是，那么科普的設計如何才能達到其目的呢？
2013年，科學基金會（NSF）召開了一次研討會。會議達成共識：
第一，科學知識有助于公眾參與科學，特別是當技術應用引發科學與社會之間的關系的議題之時（比如，核能利用和核廢料處理、胚胎干細胞研究的作用與國家資助的討論等），公眾科學技術素養更顯得十分必要。
第二，科學技術知識有助于日常生活中做出決定。比如，公眾的工作、居家生活和休閑活動（比如抗生藥物治療及其合理使用、家庭用具的熱電原理等）。
第三，廣闊豐富的關于整個世界的科學技術知識以及作用，促進公眾的超越實際應用的工具目的的，對科學的廣泛的好奇心。公眾科學技術知識三部分功能框架構成公眾科學素養的重要組成部分，以及判斷公眾是否具備“足夠的”科學知識的基礎。
中國的科普如果仍然停留在過去的思維模式中，而不進行深入的研究，無法確定在今天的社會發展局勢中如何確定科普的目的。大數據時代對公眾對科學技術的理解和態度，應該放置于科學文化角度進行觀測。僅僅將公眾的科學素養或者公眾對科學技術的理解單維角度地進行探究，不僅不會得出真正的結果，而且可能會誤入歧途。建議根據中國的國情，建立社會結構中國的科學文化形成觀察模型，并在經過長期觀察后了解中國科學文化的發展規律。
（作者系中國科學院大學教授、國際科學素養促進中心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