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史主要探討跨國家、跨民族、跨文化和跨地區的歷史現象，大范圍的疾病傳播自然成為全球史研究的對象。1918年大流感是一場全球性災難，其導致的死亡人數甚至超過死于第一次世界大戰的人數，從全球史視角對這場流感進行探討和反思，有助于我們理解經濟全球化和戰爭條件下的疾病傳播及其影響。
流感的起源與全球性傳播
1918年大流感發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戰接近尾聲之時，造成大量人員感染和死亡，使交戰各國陷入與敵人和疾病兩面作戰的困境。流感發生之初，英、法、德等交戰國因戰時新聞管制而均未報道，中立國西班牙的報刊成為人們得知流感的最早信息來源，由此被認為源于西班牙而被稱為“西班牙流感”。
在當時戰爭環境下，美英一些人認為“流感病菌”是德國人制造的生物武器。1918年9月19日《紐約時報》刊登一位美國衛生官員的話說，德國人制造了病菌，派人通過潛水艇登陸美國，將病菌投放到劇院和其他人群聚集之地。10月10日倫敦《泰晤士報》報道稱，傳染病是德國人使用毒氣引發的一種新型鏈球菌造成的。
1918年大流感究竟起源于何處？西方史學界曾有爭論。有學者指出，大量史料表明流感是從歐洲擴散開來的，它可能最早出現于法國的英國軍營，因為法國在1917年曾發生了呼吸道傳染病。而一些病毒學家和歷史學家的研究則表明，1918年流感病毒是一種不同于以往的新病毒，其源頭在美國，這種觀點逐漸得到學界公認。
歷史學家們描繪出了這場大流感的傳播路徑。1918年3月，流感首先出現在美國堪薩斯州的哈斯克爾縣，由該縣入伍的新兵將其帶入福斯頓軍營。4月，流感隨美國赴歐參戰的遠征軍傳到法國，美軍登陸的港口城市布雷斯特成為流感的登陸點。由此，疾病傳播到西線的英法軍隊進而傳給英國海軍。5月，美法英德在西線的軍隊都有士兵染病。隨后，流感傳播到歐洲交戰國后方和中立國家。8月，歐洲出現了第二波具有較強致死率的流感，并在9—10月形成傳染高峰，造成大量人口死亡。這波流感的重災區是歐洲國家，同時隨著歐洲人的足跡傳播到了亞洲、非洲、南美洲、大洋洲的主要國家和地區，以及大西洋和太平洋上的島嶼。流感一直持續到1919年夏天才結束。
各國疫情及應對措施
這場流感中，患者的癥狀主要表現為發熱、咳嗽、呼吸困難、胸部疼痛、臉色發青，傳播途徑主要通過咳嗽、打噴嚏和說話，同時也可通過接觸患者接觸過的物體來傳播，具有很強的傳染性。當時英美醫學界普遍認為，大流感由費佛桿菌引起。但到1933年，科學家發現這場流感的禍首不是桿菌而是一種病毒。到20世紀末，美國病理學家杰弗里·陶本伯杰等人的研究最終確定，這場流感病毒為H1N1亞型。
全球死于這場流感的人數，保守估計為3000萬，也有人估計高達1億。感染的人數更多，估計接近世界人口的一半。歐美主要國家的大致死亡人數為：英國22.5萬，法國16.5萬，德國25萬，美國67.5萬，加拿大5萬，西班牙將近26萬。在這場災難中，死亡人口的年齡分布呈W曲線，即15－45歲之間的青壯年死亡率非常高，這直接影響到前線的戰斗力，對于后方和其他國家來說，也導致了大量勞動力的喪失，結果出現了企業缺少工人，公共部門人員不足，商業活動大大減少的現象，對經濟和社會造成沖擊。
各國采取了不同的應對措施。例如，在美國、澳大利亞的一些州，采取的措施包括隔離患者，禁止公共集會，關閉劇院、學校、圖書館、臺球室和其他人群聚集場所，在教堂、酒吧、餐廳、咖啡館、零售店等地要求人們保持一定距離，企業錯開上下班時間以減少集中出行，公共服務人員必須戴口罩。在英國，政府隔離了患者，發放各種小冊子、通知和傳單，敦促民眾避免接觸患者，要求電影院等娛樂場所定時通風和消毒，建議人們保持室內通風和清潔，戴口罩和勤洗手等，但并沒有關閉學校、劇院和其他公共娛樂場所，工商業活動也照常進行。法國醫學界認為這種流感通過人際接觸和感染場所兩種途徑傳播，因此公共衛生工作的重點是消除傳染場所，在疫情最嚴重的時候全國各地學校停課，在許多城市關閉劇院、教堂，并要求所有的公共場所，包括火車車廂、電車、餐館和咖啡館等每天消毒。但在德國，為了戰爭的進行，政府一開始就隱瞞這種疾病的危險程度，禁止發表或公開討論任何治療傳染病的統計數據，在出現極為嚴重的疫情時也極力否認或淡化患病率和死亡率。在中立國西班牙，學校被關閉，但教堂、劇院和電影院仍然開放。公共衛生部門對街道進行清潔，對公共場所、國會大樓和郵件等進行消毒，呼吁民眾避免在封閉環境中開會或聚會，避免與病人直接接觸，保持飲食健康和室內通風。
全球史視角的思考
從全球史視角對1918年大流感進行審視，以下幾點值得我們思考。
20世紀初的經濟全球化是理解這場流感大規模流行及產生多米諾效應的一個重要條件。此時，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系和帝國主義殖民體系已經建立起來，輪船、火車、汽車、電報等新發明所形成的現代交通和通信網絡，也將地球大大縮小了，在此情況下，一種地方性流行病完全可能發展成為全球性傳染病。這場流感從美國暴發，隨美軍傳播到歐洲，然后通過英國迅速擴散到其遍布世界的自治領地和殖民地，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印度、西非和南非都出現了嚴重的疫情，進而影響到世界其他地方。流感傳播對社會經濟造成的影響，也導致了一些多米諾效應式的社會變化。例如，作為英國殖民地的尼日利亞，傳統糧食作物是薯蕷，但1918年大流感導致大量青壯年人口死亡和勞動力短缺，于是該國放棄薯蕷而改種勞動消耗較少的木薯，由此成為木薯生產大國。因此，從整體、跨國、關聯和互動的視角來審視傳染病和歷史事件的關聯性，可以為我們提供一個理解歷史的新維度。
第一次世界大戰為流感的大范圍傳播提供了溫床，流感又對戰爭進程產生了影響。1918年大流感得以迅速傳播，戰爭環境是一個重要因素。正是參戰各國軍隊的集中和大范圍快速調動，導致流感廣泛傳播。而德國等參戰國出于戰爭需要對疫情的隱瞞，以及缺乏相應的控制措施，也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流感的傳播。面對跨國性的疾病傳播，各國本來應該相互協調共同應對，但在戰爭條件下卻對流感各自為戰，缺乏信息共享，這就很難控制流感的跨國傳播。
各國應對流感的措施，體現了不同文化應對疫情的差異。例如，中國在應對這場流感時與西方國家在隔離患者、保持清潔衛生等方面相似，但在具體措施方面卻存在中西醫之間的差異。在西方國家，用于殺菌的物質通常是薄荷醇、桉樹、苯酚、過氧化氫等，通常用水和次氯酸鈉的混合物來清潔街道，醫生普遍使用的治療藥物包括水楊酸鹽、奎寧、可待因、樟腦油等，疫苗基本上是一種肺炎球菌、鏈球菌和費佛桿菌的混合物。在中國，應對傳染病的消毒普遍使用石灰，如1918年《熱河警察廳致三區警察署訓令》中提到的消毒藥劑包括石炭酸水、升汞水、生石灰、格魯兒石灰水、加里石堿或綠石堿等。《承德縣公署布告稿》中要求民眾“室中均宜多噴石灰水或遍撒干石灰，并用大黃、蒼術燒薰，以消疫毒”。有學者認為，在當時中國民眾就醫主要依靠中醫而非西醫的情況下，中國在這場流感中相對較低的死亡率，表明了中醫的獨特作用。
（作者：劉文明，“西方史學研究”專家、首都師范大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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